韶关市

任何以限制生育自由为据而反对计划生育的抗辩，之所以似乎有理却又无法全然令人信服，就在于它是脱离了这种三元模式的秩序结构的二元化理解。

它一方面是将非强制行政行为固定下来，赋予其相对于强制行为的优先性，成为行政过程中的必经手法而非可选择事项。2009年末，国务院《关于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中再一次指出：要积极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更多地运用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强制性执法手段。

{19}（P175）比较而言，非强制行政的制度文本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23} (P58)实际上，履行赔偿和补偿责任的前提是非强制行政行为对相对人造成了损害，并由相对人提起诉求，因此其属于典型的外部责任的范畴。所以，构建非强制行政制度的首要目的就是使非强制行政行为具备法制形式，从而在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实现行政法治，使政府及其公务员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遵照制度规范行事。预先确定或者规定了行政活动的形式。对于强制性行政行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救济手段和方式是比较明确的，可以通过行政途径或司法途径实现。

为确保非强制行政行为的法治化与实效性、灵活性的有机整合，责任机制必不可少，特别是内部责任机制的建立至关重要。{10} (P329)二、非强制行政制度的主要功能制度具有约束个体行为、为集体提供确定指引的作用。如果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实施，宪法就不会进步，那个时候问题就会出现，这点我也同意人博教授的说法，会出现新的问题。

三是1949年共产党的宪制。3.新宪法同时在多个方面以多项措施扩大了经济民主。在共和国宪法史上，共有过9次修宪，修宪的时间分别为1975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2年、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主讲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王人博教授，大家欢迎。

党的几次代表大会都有逐渐革命淡化的问题。所以要么是政治体制改革，要么是我们党整风，当然这个整风会比以前文明得多，再次感谢林来梵教授。

（现场笑声）我一看觉得挺好，还是有办法，中国到现在，五千年来还是活下来了，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经飞过。这个话很有道理，不是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但中国的历史规律跟我们所说的恰恰相反，中国历史有规律：越想它往那里走就不走。我的问题是，我想学一点公民的防身术，前段时间我上网时打中国政法大学时，中国两个字被评屏蔽了，我比较诧异，王老师说到今天自由的发展并不是由于宪法而实现，而是社会的变迁，那是否意味着自由空间被有意识的压缩？这种情况下不求当权者角度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学公民的防身术？尤其是面临刚才的问题。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薄熙来事件刚出来时，上什么网都能上，但过了一段时间，什么都上不去。

人博教授今天谈的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回眸。所以中国后30年的发展，不光是政治问题，政治是冰山一角，中国的问题是社会性的，所以我们不能过于乐观，当然也不要绝对的悲观，要审慎的乐观一下。我们可以用现在宪法中的政治性条文，也可以按照高老师的说法，为什么？我们可以对政府、政党进行评价、提出要求，宪法中是工人阶级领导的，那回到1949年以前，对此怎么解释？即使是按照规范宪法学的规范要求做极致的解释，做有限的解释绝对没有问题，所以不能进行有限，可以做部分。实施也确实没有达到来梵教授所说的完全的立宪主义、规范主义的宪制实施，但也不是一点没有，因为党对制度的改革，30年改革开放有基础。

主持人：来梵教授比王人博要乐观一点，一是宪法不仅颁布了，多少实行了一些。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值得在学术上探讨，宪法颁布三十周年以来到底有没有一些用处？是否有一些活力与活性化，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学术问题。

这个东西国民党已经走出，共产党如何在特殊时刻走出珍珑棋局。从这样的视角来看，在这样的阶段有其优点，能看出很多问题。

王人博：我瘦成这样肯定不会功夫，也没防身术，但中国30年的自由空间的拓展是整体性的，具体到每个人、每个事件，空间到底有多大，大小不好表达。但怎么看待这30年？这30年可以跟宪法关联在一起。第二个视角和方法就是，把这30年切出来，从60年的场域中切出来，把这30年分为前15年、后15年。如果接班人制度确定了，制定的接班人无法接班，那中国政权变化是以其它方式。王人博：这个问题分两方面：一是西方的宪政，人民跟宪法的关系是通过社会契约解决的，全喜教授也讲了。这里我要多说一句话，今天我所说的话不希望大家误解，好像我很绝望，我不绝望，我没有乡愁。

这里面的人民要有公民意识，不能老想自己的私人权利、个人家里的事，要有公民意识与美德，参与公共社会的建设，要有公民伦理，这个伦理是个人的防身术。非常有意思的是昨天我见到一个90后的藏族青年，随便聊了几句，我问了他几个个问题：第一，你知道中国的国家主席是谁吗？他说不知道。

这在以前的体制中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理性、正义的制度，现在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努力，未来要展望。无论是国民党的党还是共产党的党是先锋队，和人民有关，所以党、人民和宪法，这三个关系是我们理解中近百年宪法中的核心词或者核心概念，所以我觉得人博教授在短短的半个多小时的讲座将重要的线索补充出来。

将来中国宪法应该怎么发展？我个人觉得首先要看到宪法本身的局限性，局限性比较多，最重要的是内外两点：一是宪法规范本身的局限性，最大局限之一是宪法规范当中所确立的行宪机制不够成熟。胡主席讲话大家拿着笔在记，记完后点头，然后下去讨论，完全是走形式的表演，到底起多大的作用，谁也没有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与研究。

第三，从宪法的发展趋向来看，现行宪法已经从过去所秉持的暴力正义逐步走向互惠正义，这暴力正义是你打我我也打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种原理也是一个正义的精神，主要体现在刑法上。所以从三权分立走向三位一体的体制是稳妥的、适当的。在八二宪法的序言中，得到鲜明强调的是革命的正当性和革命组织者的行为正当性，以及革命组织者掌握后革命时代的国家权力和制定法律权力的正当性。二是要看到这个宪法的外部条件所存在的局限，我们处在改革开放时代或者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这样的时代一般来说都需要政治权益的高度集中，才能够做到步伐协调一致，因此这种时代往往是宪法、法律被忽视的时代、作用被降低的时代。

演进到一定程度，未来中国十多年，结果指向的情况是肯定的，这是阻挡不了的，总是有特殊时刻，为什么宪法学者不关注这些特殊时刻？现在所处的是不是特殊时刻？说不清楚，也许这时候是特殊时刻，谁知道十八大他们在搞什么名堂，谁知道那么好的钓鱼岛却因为某些事情引发了什么名堂？中国的政治和党很强大，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经济看起来发展，但经济也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一系列问题出现时，法治学者所考虑的不是民营资本家搞经济，而是在特殊时刻拿出一套方案，不是纸上谈兵的方案，而是能够实施的方案。

这在当时分享共同目标的前提下非常有效，可问题是历史演变到今天仍然是这套控制方式，可这套方式已经严重失灵，怎么失灵了？因为共产党人没有共同目标进行分享，以前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大家有共同目标，只要为了革命的胜利，必须这样做。换句话说减少腐败使中国每个人自由空间更多一些，可能是我们对后30年一个非常审慎的期望，多了不敢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有可能是宿命，也就是说生在什么地方不是由你来选的，是自然的结果。人民的力量在现在的中国，在现在的体制里，全喜兄说要以发展的观点来看，宪法30年来如果说有什么成绩我可以说十点、二十点，来梵兄总结了三点，就我个人来说30年来有什么最重大的变化，在党国体制里最重要的体制是中国稳定靠政权平稳交接，如果政权没有办法平稳交接，中国就不可能稳定。

我理解王老师说没有实施是什么？是因为他拿西方的宪法来说中国是否得到了实施，我想这是他纠结的地方。政客是贬义词，但政治家觉得比较温馨，会受到尊敬和欢迎，如果真正解决问题，把政治性的东西写到宪法里，这样才可以厘清政治性问题。这是我今天要谈的，等于什么没说，大家也白来，最重要的是多听听他们的高见，谢谢各位。政治是必须肮脏的，而肮脏的东西不能写入宪法这种崇高的文本中。

也就是说在我们宪法中政治的东西是存在的，第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人民民主专政工人阶级领导，那些不是政治性的东西吗？按照林老师的说法来说，如果把这个条文发挥到极致我佩服，因它肯定不是一个很好的规范，所以宪法是两部分：一方面是规范的，一方面是政治的。本来民族的概念是一个认同的概念，但老是以国家的名义发话起不到认同的作用。

作为个人要求某方面的一时一地的防身术，在现在社会不可能，也做不到，要投身到普通的，可能不是保护自己，他人被损害，你要参与，才能保护自己，单纯个人遇到问题保护自己，永远保护不了，只能说他人被损害时，大家参与这样的活动就是在保护自己。为什么党的建设是共产党战胜三大的法宝？共产党从苏俄学来，通过毛泽东发挥、创造出一个达到极致有效的意识形态的功能性控制，通过仪规到功能的表达。

那个年会上我讨论了这个常识的秘诀，当时我说中国宪法的秘诀是乌龟效应，不活动。如果把这30年拉进这样的场域中，可以砍到很多问题，什么问题？我看到最重要的问题是，从鸦片战争到这30年中国没变的是强调整体性，讲总体。